黃遵憲（1848—1905），字公度，別號人境廬主人，又號東海公、法時尚任齋主人、水蒼雁紅館主人、布袋和尚、公之它等。清末著名愛國詩人，杰出的外交家、政治家和教育家。世居梅縣東郊攀桂坊（今東郊居委）。出身于書香、官宦之家，其父黃鴻藻為清代舉人，曾任戶部主事、知府等職。清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，年方3歲的黃遵憲，由其曾祖母口授千家詩，不久就能背誦。4歲，從塾師李伯陶學。10歲學作詩。塾師以梅州神童進士蔡蒙吉“一路春鳩啼落花”句命題，黃遵憲作詩，有“春從何處去，鳩亦盡情啼”之句，師大驚異。次日塾師又以杜甫的“一覽眾山小”為題令賦，遵憲破題云：“天下猶為小，何論眼底山？”師見其賦句，訝為不凡。因是，里中稱譽為神童。

清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應院試人州學成為秀才。次年作雜感詩，有“我手寫吾口，古豈能拘牽”之語，有別創詩界之論。同治九年，黃遵憲因研究天津教案事，取萬國公報及制造局譯刊諸書盡讀之，其專心時務外事自此始。同治十年(1871年)辛未在州學生員中，得歲試第一名，補廩膳生。十二年考取拔貢生。十三年甲戌，與友人胡曉岑等由海道北上、經天津入京，應廷試。不中。時其父鴻藻在京供職，遂留侍京寓，深得何如璋大使（后為駐日公使）器重。清光緒二年（1876），黃遵憲中舉。

光緒三年(1879年)何如璋任出使日本大臣。黃遵憲隨何任駐日公使館參贊，深受日本研究中國歷史、文化、醫學的學者歡迎。他向日本友人介紹中國文化，同時了解日本當代文學和歷史著作情況，悉心研究明治維新的歷史，撰寫《日本國志》。清光緒八年(1882年)，調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，曾盡力保護華僑和華工的正當權益。1887年《日本國志》成書，共四十卷。1889年以二品頂戴分省補用道，任駐英公使館二等參贊。曾為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訂購機器設備。光緒十七年(1891年)，任新加坡總領事，到任后，倡立圖南社，又巡視各島，了解華僑情況和要求，指出華僑大都熱愛祖國，反對清政府對華僑的歧視政策。經他力爭，清政府始頒布幾條保護華僑的規定。此后，他又向華僑頒發“護照”，保護華僑利益。

光緒二十年(1894年)，黃遵憲回國，任江寧洋務局總辦。次年《馬關條約》簽訂后，他深憂國家被瓜分的命運，關切反抗日本侵略的臺灣同胞，指出臺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，并在上海參加“強學會”。光緒二十一年(1896年)，出資參與創辦《時務報》，以救亡圖存為己志。為研究俄國的擴張主義，特聘俄文翻譯，“專譯東西毗連界內事及俄國東方政略”。光緒二十三年(1897年)出任湖南長寶鹽法道，代理湖南按察使，協助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政。嘗出示禁女子纏足、仿西方國家巡警制度，設保衛局。又延請梁啟超主持時務學堂，積極參加南學會活動，主講政治。倡議設學校，籌水利，興實業，力謀中國之富強。同時，又與譚嗣同等主講萬國之勢及政學原理，宣傳變法救亡主張，探討湖南新政事宜，對湖南維新運動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。

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（1898）年四月二十五日，徐子靜（致靖）學士向光緒帝推薦黃遵憲、梁啟超等五位通達時務人才，特別贊譽黃遵憲“于各國政治之本原，無不窮究，器識遠大，辦事精細，其所言必求可行，其所行必求有效。若能進諸政府，參贊庶務，或畀以疆寄，資其揚歷，必能不負主知，有補大局”(參戊戌變法二)。光緒帝觀黃遵憲著作后，倍加贊賞。六月二十三日黃遵憲奉命以三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，因病未能就道（按清史稿德宗紀）。同年八月二十四日被御史黃均隆奏劾在湘時參與維新變法運動，慈禧太后密電兩江總督調查，在上海被扣留于洋務局，后經疏解，清政府允其回鄉閑居。是年九月初一日由上海啟程南歸。

其故居原名“在勤堂”，后加建書齋，取名“人境廬”。是為讀書治學之所。黃遵憲南歸時，行李攜書10萬多卷，舊籍新書，無不具備。回鄉后，所有書籍均放置在“人境廬”中，供人閱讀。又親編書目四卷．并自訂每年讀書次序表一冊。其推崇文化，勤篤好學，堅持不輟。

清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黃遵憲時年51歲，在家過著表面恬靜而心憂國家民族危亡的家居生活。在繼續編寫《人境廬詩草》的同時，仍念念不忘地方教育，悉心探討自然科學，對聲、光、電、化．生物諸種無不涉獵。同時在人境廬設學講課，請德濟醫院（今黃塘醫院）外籍醫生講解生理學、人體解剖學等。光緒二十八年(1902年)，始與避居海外之梁啟超聯系上，彼此互通書信，評論時事。討論國民教育，后人匯集信札，集為《壬寅論學箋》，10余萬字。此時科舉已廢，而學校之興辦“又未有尺寸之效，更不知教育之理，教育之法。”黃遵憲深感于此，于光緒二十九年(1903年)，邀集地方人士，創立“嘉應興學會議所”，自任會長，同時發表《告同鄉諸君子》一文、并擬訂章程，籌措費用，設址理事。他自獻資金，于東山書院設立“東山初級師范學堂”，延聘學歷深而思想新者為師、培育師資。后東山初級師范改為官立師范學堂（即今東山中學前身）。另派堂弟黃遵庚、門人楊徽五等赴日本弘文學院速成師范學習，以期培養更多師資，發展地方教育事業。此外，還設立成人補習班，即“嘉應猶興會”。此舉，誠為嘉應新學之先驅，對發展梅縣教育事業，培育英才，作出了貢獻。

黃遵憲一生著作甚豐，除《日本國志》外寫下了不少詩篇，他的詩集有《人境廬詩草》、《日本雜事詩》和《人境廬集外詩輯》等。在他的豐富詩作中，反映了中國近代史上許多重大歷史事件．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。有“詩史”之稱。黃遵憲提出“我手寫吾口，古豈能拘牽”的創作主張，要求表現“古人未有之物，未辟之境”，敢于將新事物、新詞、新文化、新思想注入詩中，獨具一格，具有高度的思想性、藝術性，是晚清“詩界革命”的主將。

人言廿世紀，無復帝容制。

舉世趨大同，度勢必有至。

懷刺入磨滅，惜哉吾老矣。

日去不可追，河清究難俟。

倘見德化成，愿緩須臾死。

在這首《病中紀夢述寄梁任公》的詩里，黃遵憲追述了歷史，隱約看到在二十世紀，封建主義的君主專制制度就要消亡這一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。但是，疾病奪去了他的生命，于清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三月二十八日在家鄉與世長辭，終年58歲。

黃遵憲逝世距今近百年，長期以來，我國以及日本、東南亞等國的學者大量著書、撰文，對黃遵憲的研究從未間斷。他的崇高歷史地位正在得到國內外越來越多人的公認＿正如現代著名文學家夏衍所指出“由于他的名著《人境廬詩草》的傳誦一時，史學家都公認他是晚清一位最杰出的詩人。但他的成就絕不局限于詩詞方面，他還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、新聞記者和頗有建樹的外交家”。